展览始于一段迫于居家的生活与阅读经验，在很多个瞬间里——现实时间和阅读时间在意识里出现了明显的偏差，现实时间变得荒诞而不可理解，好像只有在阅读的片刻才能短暂地感受到“时间”的存在。与此同时，正在消退的远不仅是我对时间的感知力，更多的是对现实意义曾经自以为的判断与信任。
展览“新生还者”将以影像为展示媒介与研究对象，思考当代创伤记忆如何在影像系统的运作中被记录、制造、修改、并建构出新的意义。部分创伤理论学者认同弗氏（Sigmund Freud）将创伤显现的过程隐喻为水晶的破裂——水晶往往是在连续、重复且预设的裂缝断层中最终破碎的。以此，创伤也总是在二次或连续出现的冲击中被唤醒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伤口。[1]然而，更新阶段的创伤理论则在试图破除——现在的创伤和过往的性创伤[2]之间的连接必要性。比如凯瑟琳·马拉布（Catherine Malabou）在其2012年的书作中就曾以脑损伤为例，明确地指出创伤的首次出现便已造成了不可逆的后果，它几乎是第一时间就立即摧毁了主体的同一性。[3]她曾如是描述：“创伤指定了某一种震惊，它的力量直接打开并刺穿了保护的心理屏障。”[4]
这股冲击力循迹着创伤理论走向普遍化，着床于今日我们所面对的混合现实——灾难、暴力、冲突等人为创伤事件被自然地掩饰、篡改与捏造，并成为了新常态下的固有结构。或许就像马拉布所说：“今日的创伤是自然灾难被政治化，社会政治灾难被自然化。”[5]不同类型与来源的创伤事件经由影像系统的生产与传播，抵临个体的潜意识层并弥散出新的创伤经验。此时的“新”对应着一种不可识别的状态，就如同人体的免疫系统始终未能找到现有的抗体（和T细胞）以识别及应对新病毒的出现。以此，展览将记录下外露的伤口，再而转向于伤口在自然和技术双重时间下的溃烂过程，最终将观看者引向不同的受创主体，从而提出有关存有论向度的问题：在此之中，主体是否得以生还，如果是，它正以何种形态存在着？
齐泽克在“活死人”立论的后半部分提及——21世纪仍旧是活死人的世纪，此时的“活死人”概念已不再专指集中营里的战俘，它俨然成为当代各种全球化创伤形式之下的复合形象。21世纪10年代的最后一日，人们在世界各地倒数着新年代的到来，然而同新年代共同抵临的还有这个世纪，甚至人类现代历史上都前所未有的一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它携带着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危机在具象的生命体上试验着重启与暂停的无限循环。在此之下所催生的创伤经历或再难借鉴历史阶段中的单一创伤经验（如灾难、战争、疾病），它更像是一种复合创伤，一种始于偶然的、无法预期的意外冲击，并将长期蛰伏于当下人类的生命周期内。以此，展览“新生还者”将穿越现在和历史时刻去见证——创伤外露、恶化及使主体生还这一完整过程，并在展览最后借由倒带播放的影像向观看者设下伏笔：如果可以返身进入展览，我们是否得以重新观看这些创伤现场及其历史。
参考文献
[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第三十二讲——心理人格的剖析（1933[1932]）”，摘自《精神分析引论讲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全集)，James Strachey等编译，明尼阿波利斯：W. W. 诺顿公司，1990)， 第59页。
[2] “性创伤”援引于弗洛伊德的表述。弗氏认为，所有歇斯底里的症状都是由童年时期的性“虐待或性骚扰”留下的无意识记忆所引起的。
[3] 凯瑟琳·马拉布和史蒂文·米勒:《新伤者：从神经官能症到脑损伤》，纽约：福特汉姆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页。
[4] 同上，第6页。
[5] 同上，第156页。